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殲-8”總師顧誦芬,88歲的“上班族”

□祖一飛

  顧誦芬,1930年出生,江蘇蘇州人,195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航空工程系。飛機空氣動力學家,中國科學院、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,先后擔任殲-8、殲-8Ⅱ飛機總設計師。

  88歲的顧誦芬至今仍是一名“上班族”。

  幾乎每個工作日的早晨,他都會按時出現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科技委的辦公樓里。從住處到辦公區,不到500米的距離,他要花十來分鐘才能走完。

  自1986年起,顧誦芬就在這棟二層小樓里辦公。他始終保持著幾個“戒不掉”的習慣:早上進辦公室前,一定要走到樓道盡頭把廊燈關掉;用完電腦后,他要拿一張藍色布罩蓋上防塵;各種發言稿從不打印,而是親手在稿紙上修改謄寫;審閱資料和文件時,有想法隨時用鉛筆在空白處批注……

  這是長年從事飛機設計工作養成的習慣,也透露出顧誦芬骨子里的認真與嚴謹。1956年起,他先后參與、主持我國第一款自主設計的噴氣式飛機殲教-1、初教-6、殲-8和殲-8Ⅱ等機型的設計研發;1985年,殲-8入選首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,顧誦芬在獲獎名單上位列第一;1991年,顧誦芬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,1994當選中國工程院第一批院士,成為我國航空領域唯一的兩院院士。

  戰機一代一代更迭,老一輩航空人的熱情卻絲毫未減。2016年6月,首批大型運輸機運-20交付部隊;2017年5月,大型客機C919首飛成功;2018年10月,水陸兩棲飛機AG600完成水上首飛,向正式投產邁出重要一步。這些國產大飛機能夠從構想變為現實,同樣和顧誦芬分不開。

  近日,記者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見到顧誦芬院士。年近九十,他頭頂的白發有些稀疏,與人交流需要借助助聽器。盡管歲月的痕跡深深顯露,但一提到和飛機有關的問題,顧誦芬依然思維敏捷。他胸前的口袋里插著一支黑色水筆,仍是一副工程師模樣。

相隔5米觀察殲-8飛行

  顧誦芬辦公室的書柜上,5架飛機模型擺放得整齊劃一。最右邊的一架殲-8Ⅱ型戰機,總設計師正是他。作為一款綜合性能強勁、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的二代機,至今仍有部分殲-8Ⅱ在部隊服役。而它的前身,是我國自主設計的第一款高空高速戰機——殲-8。

  上世紀60年代初,我國的主力機型是從蘇聯引進生產的殲-7。當時用它來打美軍U-2偵察機,受航程、爬升速度等性能所限,打了幾次都沒有成功。面對領空被侵犯的威脅,中國迫切需要一種“爬得快、留空時間長、看得遠”的戰機,殲-8的設計構想由此提上日程。

  1964年,殲-8設計方案落定,顧誦芬等人向賀龍元帥匯報新機情況,賀龍聽完樂得胡子都翹了起來,說“就是要走中國自己的路,搞自己的東西”。賀老總不忘鼓勵大家:“飛機上天,黨、軍隊和人民都會感激你們的。”

  帶著這份沉甸甸的委托,顧誦芬和同事投入到飛機的設計研發中。1969年7月5日,殲-8順利完成首飛。但沒過多久,問題就來了。在跨音速飛行試驗中,殲-8出現強烈的振動現象。用飛行員的話說,就好比一輛破公共汽車開到了不平坦的馬路上,“人的身體實在受不了”。為了找出問題在哪里,顧誦芬想到一個辦法——把毛線條粘在機身上,觀察飛機在空中的氣流擾動情況。

  由于缺少高清的攝影設備,要看清楚毛線條只有一種辦法,就是坐在另一架飛機上近距離觀察,且兩架飛機之間必須保持5米左右的間隔。顧誦芬決定親自上天觀察。作為沒有經過特殊訓練的非飛行人員,他在空中承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過載,用望遠鏡仔細觀察,終于發現問題出在后機身。飛機上天以后,這片區域的毛線條全部被氣流撕掉。顧誦芬記錄下后機身的流線譜,提出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形的方法,并親自做了修形設計,與技術人員一起改裝。飛機再次試飛時,跨聲速抖振的問題果然消失了。

  直到問題解決后,顧誦芬也沒有把上天的事情告訴妻子江澤菲,因為妻子的姐夫、同為飛機總設計師的黃志千就是在空難中離世的。那件事后,他們立下一個約定——不再乘坐飛機。并非不信任飛機的安全性,而是無法再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。回想起這次冒險,顧誦芬仍記得試飛員鹿鳴東說過的一句話,“我們這樣的人,生死的問題早已解決了”。

  1979年底,殲-8正式定型。慶功宴上,喝酒都用的是大碗。從不沾酒的顧誦芬也拿起碗痛飲,這是他在飛機設計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。那一晚,顧誦芬喝吐了,但他笑得很開心。

“為了搞航空把我母親給犧牲了”

  “七七”事變爆發時,顧廷龍正在燕京大學任職。1937年7月28日,日軍轟炸中國二十九軍營地,年幼的顧誦芬目睹轟炸機從頭頂飛過,“連投下的炸彈都看得一清二楚,玻璃窗被沖擊波震得粉碎”。從那天起,他立志要保衛中國的藍天,將來不再受外國侵略。

  考大學時,顧誦芬參加了浙江大學、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入學考試,報考的專業全都是航空系,結果3所學校全部錄取。因母親舍不得他遠離,顧誦芬最終選擇留在上海。

  1949年初,胡適在赴美之前特意到合眾圖書館里認真看了幾天書。胡適與顧廷龍全家吃午飯時,曾詢問顧誦芬在大學學的是什么專業,顧誦芬答“航空工程”,胡適聽后表示:“這是實科,不像現在報上寫文章的那些專家都是空頭的。”

  1951年8月,顧誦芬大學畢業。上級組織決定,這一年的航空系畢業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組建的航空工業系統。接到這條通知時,顧誦芬的父母和上海交通大學航空系主任曹鶴蓀都舍不得放他走。但最終,顧誦芬還是踏上了北上的火車。到達北京后,他被分配到位于沈陽的航空工業局。

  真正工作了,顧誦芬才意識到校園與社會的差距,很多理論、技術他在學校壓根兒沒學過,只能自己摸索。他開始四處搜集與飛機設計有關的書籍資料,連晚上洗腳也抱著書看。沒過多久,航空工業局由沈陽遷往北京。一回到首都,顧誦芬最大的樂事就是在周末和節假日逛書店。天一亮,他就在兜里揣上5元錢,跑去王府井南口的外文書店或八面槽的影印書店。看到航空技術相關的書,他就買回去仔細研究。有段時間因項目需要,他還曾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圖書館查資料。白天學生太多,他只能晚上去。那時候沒有路燈,顧誦芬向同事借來自行車,摸黑騎了一周后總算把問題搞懂。還車的時候他才發現,自行車的前叉已經裂開,沒出事故真是萬幸。

  一心撲在工作上,顧誦芬沒能顧得上家庭。他離開上海后,母親就陷入“夜不能寐,日間一閑即哭泣”的狀態。自1939年長子顧誦詩因病早亡,潘承圭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兒子顧誦芬身上。愛子工作在外而不得見,終致她思念成疾患上抑郁癥,于1967年不幸離世。這成了顧誦芬一生無法彌補的痛,提到母親,顧誦芬忍不住嘆息:“為了搞航空把我母親給犧牲了……”

“告訴設計人員,要他們做無名英雄”

  新中國成立后,蘇聯專家曾指導中國人制造飛機,但同時,他們的原則也很明確:不教中國人設計飛機。中國雖有飛機工廠,實質上只是蘇聯原廠的復制廠,無權在設計上進行任何改動,更不必說設計一款新機型。

  每次向蘇聯提訂貨需求時,顧誦芬都會要求對方提供設計飛機要用到的《設計員指南》《強度規范》等資料。蘇聯方面從不回應,但顧誦芬堅持索要。那時候的他已經意識到,“仿制而不自行設計,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,我們沒有任何主動權”。

  顧誦芬的想法與上層的決策部署不謀而合。1956年8月,航空工業局下發《關于成立飛機、發動機設計室的命令》。這一年國慶節后,26歲的顧誦芬從北京調回沈陽。新成立的飛機設計室接到的第一項任務,是設計一架噴氣式教練機殲教-1。顧誦芬被安排在氣動組擔任組長,還沒上手,他就倍感壓力。上學時學的是螺旋槳飛機,他對噴氣式飛機的設計沒有任何概念。除此之外,設計要求平直機翼飛到0.8馬赫,這在當時也是一個難題。設計室沒有條件請專家來指導,顧誦芬只能不斷自學,慢慢摸索。

  本專業的難題還沒解決,新的難題又找上門來。做試驗需要用到一種鼓風機,當時市場上買不到,組織上便安排顧誦芬設計一臺。顧誦芬從沒接觸過,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。通過參考外國資料書,他硬是完成了這項任務。在一次試驗中, 設計室需要一排很細的管子用作梳狀測壓探頭,這樣的設備國內沒有生產,只能自己設計。怎么辦呢?顧誦芬與年輕同事想出一個法子:用針頭改造。于是連續幾天晚上,他都和同事跑到醫院去撿廢針頭,拿回設計室將針頭焊上銅管,再用白鐵皮包起來,就這樣做成了符合要求的梳狀排管。

  1958年7月26日,殲教-1在沈陽飛機廠機場首飛成功。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葉劍英元帥為首飛儀式剪彩。考慮到當時的國際環境,首飛成功的消息沒有公開,只發了一條內部消息。周恩來總理知道后托人帶話,“告訴這架飛機的設計人員,要他們做無名英雄”。

不愿被稱作“殲-8之父”

  1983年,距離第一臺國產彩電誕生已經過去13年,顧誦芬家里依舊是臺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。這種樸素一直延續到今天。2018年春節前夕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代表黨中央在北京看望科技專家,顧誦芬是其中之一。從新聞照片中可以看到,他家客廳里擺的是一套棗紅色的老式櫥柜,沙發上罩了一個白布縫的罩子,家庭裝飾仍保持著上世紀的風格……

  純粹、淡泊,是顧誦芬進入航空工業系統后一直保持的兩種品格。對于物質生活,他幾乎提不起欲望,對于名利也長期保持冷淡。一直以來,顧誦芬不愿別人稱他為“殲-8之父”,原因之一是覺得自己并非一開始就擔任總設計師。談及殲-8的設計定型,他總要提到前任總設計師。原因之二是他從未把總設計師看作是最重要的人,“這是一個團隊的勞動成果,從設計師到試飛員,以及廠里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師傅,每一個人都為飛機獻過力”。

  幾十年過去,曾經的“小顧”已經成為中國航空工業的一代大師。2011年,為了紀念顧誦芬工作滿60周年,中航工業集團特意為他頒發了終身成就獎,獎品是一塊定制的金鑲玉獎牌。幾年后,有關部門需要對獎牌和證書拍照留存。工作人員找上門來,顧誦芬卻說“不記得放哪兒了”。對于榮譽,他從不放在心上。

退而不休,力推國產大飛機建設

  在中國的商用飛機市場,波音、空客等飛機制造商占據極大份額,國產大型飛機卻遲遲未發展起來。看到這種情況,顧誦芬也一直在思考。但當時各方專家為一個問題爭執不下:國產大飛機應該先造軍機還是民機?

  2001年,71歲的顧誦芬親自上陣,帶領課題組走訪空軍,又赴上海、西安等地調研。在實地考察后,他認為軍用運輸機有70%的技術可以和民航客機通用,建議統籌協調兩種機型的研制。各部門論證時,顧誦芬受到一些人的批評,“我們討論的是大型客機,你怎么又提到大型運輸機呢?”甚至有人不愿意顧誦芬參加會議,理由是他有觀點。顧誦芬沒有放棄,一次次討論甚至是爭論后,他的觀點占了上風。2007年2月,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,批準了大型飛機項目,決策中吸收了顧誦芬所提建議的核心內容。

  2012年底,顧誦芬參加了運-20的試飛評審,那時他已經顯現出直腸癌的癥狀,回來后就確診接受了手術。考慮到身體情況,首飛儀式他沒能參加。但行業內的人都清楚,飛機能夠上天,顧誦芬功不可沒。

  盡管不再參與新機型的研制,顧誦芬仍關注著航空領域,每天總要上網看看最新的航空動態。有學生請教問題,他隨口就能舉出國內外相近的案例。提到哪篇新發表的期刊文章,他連頁碼也能記得八九不離十。一些重要的外文資料,他甚至會翻譯好提供給學生閱讀。除了給年輕人一些指導,顧誦芬還在編寫一套涉及航空裝備未來發展方向的叢書。全書共計100多萬字,各企業院所近200人參與。每稿完畢,作為主編的顧誦芬必親自審閱修改。

  已近鮐背之年,顧誦芬仍保持著嚴謹細致的作風。記者與工作人員交談的間隙,他特意從二樓走下,遞來一本往期的雜志。在一篇報道隱形戰機設計師李天的文章中,他用鉛筆在空白處批注得密密麻麻,“這些重點你們不能落下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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